2009年一条涉及神木县全民免费医疗的新闻，成为社会舆论的焦点，众所周知，神木免费医疗得益于改革开放，得益于煤炭开发，然而，神木县煤炭开发前夜的艰辛、以及地质队员为此做出的常人难以想象的付出，却鲜为人知。

1982年12月21日，新华社发表了新闻通稿“陕北有煤海 质优易开采”，正式宣告陕北侏罗纪煤田（由于煤田主体位于神木县和府谷县，俗称神府煤田）的发现，拉开了煤田勘探、开发的序幕……1986年李鹏副总理视察神府煤田时，听取了一八五队王觉艺副总工程师的汇报后，赞扬：“一八五干的好，为陕北人民造了福！”。

近30年来，发现、勘探神府煤田的一八五地质队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提交了一份份优秀的地质报告，为煤炭开发奠定了基础。1995年，宋平同志在时任陕西省委书记安启元、省长程安东的陪同下，在一八五队大保当工区简陋的板房内听取榆神矿区开发前景汇报，原定15分钟的时间，宋老问长问短，一直延续了90多分钟，并挥毫为一八五队题词（图1）。这八个大字，是一八五队几代地质工作者长期无私奉献的真实写照，更是神府煤田发现的第一代地质工程师的最大心愿，他们为了煤田的发现与勘探，克服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以饱满的热情，书写了神府煤田的发现史。

这是一个英雄的群体，历史不应该忘记他们。

拼命三郎劳炎明

他被誉为一八五队为了工作可以舍弃一切的拼命三郎之一。1988年，我刚到一八五队工作时，隔壁住着一位干瘦的老头，从他饱经沧桑的脸上，似乎是一位老钻工。住了几天后，大家叫他“劳总”，才知道，他是一八五队总工程师，叫劳炎明。为人和蔼，言语不多，广东话夹杂着秦腔，让人半懂不懂，我们一直称呼他“劳工”。他虽然已经退休多年，几件小事却历历在目。

半夜敲门的劳工。第一件事发生在我刚到队时，一天深夜，我和同宿室的小苏、老郑已经进入梦乡，老郑的胡噜声把我“叫”醒后，就有人推门，推了几下，没有推开，又用钥匙捅，我被吓出了一身冷汗，心想不好，有贼了，正准备“殊死搏斗”时，听见自言自语的一句“走错了”。自此，一夜平安。过了几天，又遇此事。次日上班，告诉同事，大家齐笑，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老郑这才解开此中谜，说：“不用怕，那是劳工下班了”。原来，劳工经常工作到深夜，而且走路都在思考问题，两、三点钟下班，大院一片漆黑，一排窑洞，一个门挨着一个门敲（劳工认为没有小偷，因此他的门经常虚掩着），不是捅了东家门，就是推了西家的窗，大家都习惯了，根本不怕半夜“鬼”敲门。

火气大的劳工。第二件事是劳工“火气大”，经常为一件“小事”与同事争吵，而且争得面红耳赤。当时，一八五队地质科有一百单八将，除了11位描图员外，几乎都和他“吵”过。有一次，他又和大柳塔勘探项目组长老田“吵”了起来，似乎是为了煤层对比的事，双方都固执，越“吵”越激烈，大家以为发生了什么事，你出来瞧瞧，他出来看看，一会儿，楼道上挤满了人，这时，劳工说：“都去干活吧，我们在讨论问题”。天那，这哪里是讨论，分明是吵架。但吵归吵，劳工吵完就忘，许多科学观点都是吵出来的，一八五队完成的《陕北侏罗纪煤田榆神府区找煤、成煤规律研究与勘探》，1989年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一些创新观点就有“吵”的份。

心不在焉的劳工。第三件事与第一件事有着内在联系，劳工是队领导，开队务会时，他放不下手中的图纸、数据，经常“迟到早退”，甚至“无故”缺席，即使人坐在会场，也“心不在焉”。有一次，讨论煤炭工业部劳动模范推荐人选，队长提议报劳工，其他领导没有意见，表决时，劳工也习惯性地举起了右手。但后来通知他参加表彰大会，他却感到莫名其妙，说：“以后报劳模、先进，应征得当事人同意，而且要上队务会”。看来，他那天开会又开“小差”了。

劳炎明的故事很多，加急电报、随意用电等，不胜枚举。每年冬训假，劳炎明总是最后一个离队，每到正月初六，家里总会“惯例式”的收到一份“速归队”的加急电报，妻子也许至今不会知道，为了神府煤田勘探事业，劳炎明每年回家前，总会拟好同样内容的电报，叫助手按时发出，以便给妻子和家人“交待”；90年代初，一八五队单身宿舍限制用电（免费），唯独劳炎明例外，因为他经常加班，经常误了职工食堂的开饭时间，总务科特例规定，劳炎明可以随意用电做饭，他也的确买了电炉子，然而，每个月底，总务科总是发现，劳炎明的用电量最少。

劳工1933年出生，1956年大学毕业，因为一句现在看来再平常不过的话，第二年就“光荣”地“加入”右派行列，下放农场劳动，种菜、掏大粪，什么活都干了，被当地的了老百姓誉为“好右派”。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获“解放”，之后的15年，发现了神府煤田，几次获得国家和煤炭部科技进步奖，退居二线后，被授予国家有突出贡献专家称号。但，这些并不是他所追求的，用他的话说：“学煤的，一辈子找不到个大煤田，心里窝火”，这不，神府煤田就这样在他和他的同事手里给发现了……1983~1991年劳工任一八五队总工程师，1992~1995年任一八五队技术顾问，1995年初退休，2000年在一八五队的邀请下，他重返陕北，再次来到神府煤田，建功立业，出任一八五队高级顾问。他不是一个顾上才问的专家，他手把手地带青年技术人员，带领青年地质技术人员填图，他总是走在最前面，他一字一句地修改青年工程师撰写的地质报告，一个数字一个数字地核对原始地质资料，一直坚持在野外地质勘探第一线工作，其敬业精神，给80后的大学生留下了深刻印象，也影响了一八五队几代地质科技工作者。他在神府煤田一直工作到2007年底，74岁时才回到南海与妻子儿女团聚。劳工的故事令人心酸，由于是右派，直到36岁才找到对象结婚，退休前和妻子在一起的时间累计不足500天，退休后，他的退休金是一八五队最高的，但拿到广东，购买力却成了最低的，当我们用2元钱在陕西就可以买1斤大肉的时候，他的妻子儿女却不得不花费16元钱才能买到。退休后，他重返陕北，工作8年，培养了又一批年轻的地质人才，自己却日渐衰老。“文革”期间，在香港的姐姐几次劝他到香港定居，甚至为他办好了手续，找到了专业对口的工作，他始终没有动摇。80年代末，劳工加入党组织，在讨论他入党的支部大会上，谈起“右派待遇”，他只是平静地说“母亲也有错怪孩子的时候……”！。

淡泊名利白宗镛

1991年11月9日，白宗镛在担任了8年队长后卸任，在上级宣布一八五队领导班子任免大会上，他有一段精彩的卸任演讲，至今仍然让我们记忆犹新：“……将来，留在我们记忆中的不是一次次的掌声和一张张奖状，而是在七千八百九十四平方公里的神府大地上，我们走过的路，打下的孔，找出的煤……”雷鸣般的掌声，多次打断他的演讲，这时，人们才突然发现，他带领的一八五队，涌现出5位煤炭工业部劳动模范、1位陕西省十佳职工、1位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获得者、多位陕西省劳动模范及地质总局先进个人，唯独他自己，没有一个上级机关授予的荣誉称号。随后不久召开的职代会上，一位代表突然动议授予白宗镛“一八五队好队长”荣誉称号，全体代表齐刷刷地举手，这是一个再小不过的荣誉，他却为此落泪了……

白宗镛是一位天才的演说家，1982年12月8日，在榆林地区行署大礼堂召开的三级干部大会上，他成为主角，向地区介绍榆神府煤田，那时候，没有投影仪，没有多媒体辅助汇报系统，墙上挂满了图纸，他拿着一个教杆，成千上万个数字，都铭刻在他的脑海中，娓娓道来神府煤田的历史与今昔，在他的口中，数字成为一个个引人入胜的神奇符号，白宗镛描绘了神府煤田的明天：“10年后，榆林将插上腾飞的翅膀，铁路修通（1989年10月9日李鹏总理在大柳塔站出席了包头-神木铁路通车典礼——编者注）、公路四通八达，煤矿林立，经济繁荣；20年后，榆林地区将成为我国最大的原煤产地，由落后地区发展成为全国先进地区，人民的生活水平将进入小康，甚至福利水平成为全国羡慕的地方，榆林也必将成为全国甚至世界投资商向往的地方；30年后，榆林将成为中国的科威特……”。时任榆林地委书记的李焕政深情地说，这是榆林历史上规模最大、到会人数最齐、也是会场秩序最好的一次大会。两个小时的演说，十数次被掌声打断，演讲结束时的掌声经久不息。

白宗镛当队长很偶然，但也是必然的。1983年9月，他在美国合作完成神府煤田开发可行性研究任务，走下飞机，上级突然宣布让他出任一八五队队长，使他措手不及。好在，他有着深厚的功底，没有豪言壮语，没有宣誓，没有鲜花，没有任命后的酒会，他平静地开始思考一八五队的未来，描绘神府煤田的明天……凭着他的一腔热情和科学求实精神，几年功夫，一八五队迅速崛起，成为全国闻名的地质队。80年代末，白宗镛的名字也在煤炭地质系统名声大振。然而，外人却很少知道他的容貌。我到一八五队后，听到一个“传说”，白宗镛带车到中国煤田地质局开会，局领导下楼接他，握着司机的手问寒温暖，冷落在旁的白队长一声不吭，司机这才告诉局领导，那位是白队长。

80年代，一批批大学毕业生来到一八五队工作，艰苦的条件，紧张的集体宿舍，使许多新来的大学生连一个栖身之地都没有。我就曾经在办公室的绘图板上睡过2年多，白天绘图，晚上收起图纸，展开被褥就是床。白宗镛关心青年，更关心青年大学毕业生的生活和工作，1990年他曾经为一对青年大学生结婚用房而让总务科科长下课！魄力之大，“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白宗镛也许是地质队长中最幸运的一位，由于工作需要，80年代他曾经给胡耀邦、赵紫阳、李鹏、乔石、宋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及数不清的省部级领导介绍神府煤田，1989年乔石委员长来神府煤田考察，他肩并肩地手拿图纸给委员长介绍神府煤田的地质条件，被新华社记者记录下来（图3）。

白宗镛淡薄名利，在80年代是全行业都清楚的。1988年底，我接受了一个到北京送国家科技奖请奖材料的任务，买好了车票，正准备出发，负责填写报奖材料的林文英却突然告知——出发时间推后。一问原因，才知道，林文英与项目组讨论后，第一完成人填写的白宗镛，就在盖章时，白宗镛知道了，大笔一挥，把自己的名字“拉”到第四位。这样，报奖材料要重新整理，时间就要耽搁了几天。其实，那次报奖材料《陕北侏罗纪煤田榆神府区找煤成煤规律研究与勘探》由三个报告组成，最重要的成果《陕北侏罗纪煤田榆神府区找煤地质报告》是白宗镛主持完成的，他排第一理所当然。几天后，当我把材料送到能源部加盖了推荐单位意见再送地质矿产部（当时国家科技奖的地质矿产组设在地矿部），受理材料的一位老者，看后惊讶地问：“为什么把白宗镛排的那么靠后？”我无言以对，只好说：“我是新毕业到一八五队的，只负责把材料安全送达”。显然，奖励办对一八五队还是很熟悉的。

白宗镛来自状元之乡湖北天门，1958年中南矿冶学院毕业后，一直在三秦大地辛勤找矿，早年主编的《渭北地区煤炭工业地质图》，成为我国建设渭北四大矿区煤炭基地的重要依据，1982年主编完成《陕西省陕北侏罗纪煤田榆（林）神（木）府（谷）区找煤地质报告》，宣告了神府煤田的发现，1980~1983年任一八五队主任工程师，1983~1991年任一八五队队长，卸任后的第68天，一八五队被国务院四部委授予“国家地质勘查功勋单位”称号，把一个不起眼的地质队推向第一次创业的高峰……退休前，在陕西省煤田地质局的关心下，获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退休后，多次应邀参加一八五队集体活动和发展战略研讨，他关心队伍发展却从不指手画脚。

德艺双馨王觉艺

1953年王觉艺毕业于燃料工业部干部学校毕业后，分配到煤炭工业部西安设计院工作，进入了西安大都市，由于一次偶尔给王竹泉教授汇报工作，听从了王竹泉的建议，他主动请缨到地质队，多年后，仍然被同事所称赞。五六十年代，他先后参加了渭北煤田、陕南镇巴煤田、山东兖州济宁井田的地质勘探工作，在地质实践中他刻苦学习，勇于实践，其煤田地质专业能力得到显著提高，其参与主编了铜川矿区、蒲白矿区等详查勘探地质报告及南井头井田地质勘探报告、镇巴侏罗纪煤田水磨沟井田精查地质勘探报告、盐场矿区严家湾井田普查地质勘探报告、柳家河井田普查地质勘探报告等数十件地质成果得到同行专家的高度评价，为渭北老煤炭工业基地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王觉艺口才极好，总是能够把复杂的地质技术问题简单化，让非专业人员很快听明白，也正因为这样，80年代，他多次代表一八五队给国家领导人汇报神府煤田地质情况，图3为1983年9月王觉艺（前排左4）给宋平同志（中排左4）汇报后合影。

1981年为了完成榆神府普查找煤工作，时任主任工程师的王觉艺一边抓野外的勘探地质鉴定，一边带领地质人员加班加点、挑灯夜战汇编地质资料。快到1982年的春节了，他和大家依然紧张的工作着，“记得,数九寒天,冰天雪地的时候,在毛乌素沙漠的腹地施工的最后一台钻机的职工，钻探完最后一个钻孔已经到了年根，走出住着地窖和帐篷，迈过膝盖深的雪地里，踏上回年过年的路程，腊月二十六，王觉艺才和几位工程师一起踏上回家的班车……

1985年，王觉艺赴美国开展神府煤田总体详规可行性研究，为了做好这次工作，他认真收集整理相关地质资料，光地质数据就记录了整整两大本，有时忙的忘了下班，走出办公最晚的一个人是王觉艺，经常误了食堂开饭时间和开水房放开水时间，他只得拿两个硬馒头凑合一顿。晚上办公大楼熄灯最晚的一间办公室准是王觉艺和劳炎明，那时地质队工程师出国也算是一件大事，到美国后，他一下子就投入到工作中，两个月后，拿出的神府矿区总体规划得到了美方专家的高度评价，这为后来国家以新的投资方式确定神华集团开发神府矿区起到了重要指导作用。在美国，组织上给出国人员发的外汇补助，王觉艺自已做饭，用省下来的美元购买了地质图书资料。

在神府煤田勘探的80年代，陕北交通不便，为了送审地质报告等工作，他经常背着成捆的资料，天不亮就步行十多里路赶到榆林南门口汽车站赶车，路上颠波劳累，没有经历的人也许永远无法体会到。

王觉艺不仅地质专业权威，而且还是队上的文艺骨干，60年代就成为全队文艺队的领头人，1963年队工会发给他一把手风琴，每遇晚会，他总是吹拉弹唱，一直用到1993年退休，完璧归赵交还给队工会。1991年他组织队文艺队到石圪台工区、中鸡工区和钻机进行慰问演出，在现场他用手风琴为演出伴奏，他富有感染力的指挥，使场场演出获得成功，鼓舞的士气，丰富了野外钻机职工的文化生活。

我与王觉艺第一次接触是1988年7月1日，我刚刚到一八五队才3天，突然，他拿一张图纸和一串数据，告诉我帮助他把这几个钻孔上到图上（后来才知道，每遇新分来的大学生，他都会用不同的方式，检查毕业生的专业技术素质）。我迅速地完成任务，王总检查后，和我拉起了家常，谈了他早年与王竹泉教授的交往及听取王竹泉建议到野外工作的经历，一下子拉近了我们的距离，从此，我一直把王觉艺当长辈，虚心向他请教，他总是毫无保留地传授知识，答疑解惑……他经常给来队工作的大学毕业生规划人生，谈理想，谈奉献，谈得失，谈人生……

1993年初王觉艺退休，7月他从榆林回到咸阳基地，离开榆林前，他曾深情地告诉一位青年：“我得回去享受一下生活了，时间不多了，神府煤田以后靠你们了”。这位青年感到莫名其妙，毕竟那时他才59岁。不料，次年4月11日，王觉艺突发脑溢血离开了我们……

梦断神府林文英

我和林文英的接触较少，但在他生命的最后2天，给我的谆谆教诲，一直难以忘怀。他生命的最后5个小时，我一直守侯在身边，他去世后，我和工区主任郑长发亲自为他洗身、换衣服。

1990年，我被安排在石圪台井田勘探项目组，从事水文地质工作，项目组长是鲁文宇、寇贵德，林文英是项目顾问，这个项目是神华集团（当时的华能精煤公司）委托开展的大型地质勘探项目，该项目4月初开工，7月底要提交中间资料，供可行性研究和初步设计之需。时间紧、任务重、要求高，为了确保勘探工程质量，一八五队委派林文英副总工程师现场指导。7月1日，林总匆匆忙忙从西安回到榆林，未来得及与妻子团聚，当天就赶赴工地（那时从榆林队部乘车到石圪台要10个小时），现场指挥。2日中午午饭后，我没有午休，到办公室整理水文地质资料，他已在那里工作了，我进来，他把我叫住，询问我的工作进展，检查我的工作质量，并指出了不足和下一步需要加强的地方，特别指出，一定要选好水文地质抽水试验钻孔孔位，把萨拉乌苏组最富水的区域找出来，细心的林总一点一点地帮助我分析水文地质条件，……给我安排完工作，他又开始检查另外一位年轻人的工作进展……一直到晚饭，他也没有离开办公室，那天他在办公室工作了足有15个小时，……7月3日早晨六点多，我们还在梦乡，他已经开始了逐个检查钻孔原始资料……，早餐后，他根据掌握的每一个成员的工作进展及存在问题，开始给项目组开会，10点半，他却突然晕倒（脑溢血）……第二天中午病逝在大柳塔乡医院简陋的病房里，终年53岁。

“故园花似锦难留赤子报国心，异乡数十载只为黄土变成金”，这是他的弟弟在葬礼上送给他的一幅挽联，也真实地写照了林文英副总工程师的一生！

为了工作，林文英一直将自己的一双儿女寄养在岳母家，林文英去世后，一八五队为了让长期不在身边、临终时未能见一面的儿女尽一点孝心，按当地风俗安排了一个摔孝罐的仪式，两个孩子尚小，不知道爸爸在哪里工作，他们从河南安阳赶往榆林，终因交通不便，通信不畅，路途坎坷，未能赶上爸爸的葬礼……林文英的老伴朱玉琴，也是一位地质专家，她艰难地举起了孝罐，满头的银丝随风颤抖着，一声“老林，孩子赶不上了，就让我替他们行孝吧！”，人们的心被摔碎了，在场的男女老少早已泣不成声……林文英留给亲人的是支离破碎的家，未成年的儿女、八十多岁的老母亲和刚刚50岁的妻子，留给伟大祖国的是一件件优质地质报告和神府煤田877亿吨的新发现煤炭资源，带走的是一位地质学家无私奉献的高尚精神。

林文英，1937年生，福建同安人，1965年毕业于合肥工业大学煤田地质学专业，1987年主编完成两件影响了神东矿区历史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地质报告——《神府东胜矿区可行性研究地质资料》和《陕北侏罗纪煤田神木北部矿区详查地质报告》，这两份报告奠定了今天神东煤炭基地的基础，也是国家最早决策建设神东矿区的权威地质成果。如今，神东矿区已经成为我国第一大煤炭基地，年产原煤突破5亿吨，这无不凝结着林文英的心血！

招招出奇王绪柱

王绪柱不善言辞，我到一八五队时，他是地质科长，地质科108将，全靠他指挥。那时，没有今天的计算机设备，没有现代化的数据处理系统，一切工作全靠“手工”劳动，每年大大小小十几件地质报告，工作量之大，是今天不可想象的。

地质科是知识分子密集的地方，人多，事多，待遇低，是一个管理难度较大的科室。然而，王绪柱却四两顶千斤，以他人性化的个性，把地质科打理的井井有条，不断地推动着神府煤田勘探事业的车轮……他的第一招是用好人，用人不论资排辈，不搞小动作，只要是人才，在他手下，都会闪光，有一位1985年大学毕业的青年，1987年就被委任为神木北部矿区朱盖塔井田勘探的项目组长，这在当时引起了轰动，一些“文革”前毕业的大学生也没有担任过如此大型项目负责。这位青年，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工作中，1990年交上了一份满意的答卷，被省储量委员会顺利评审通过，提交资源量11亿吨，且获得较高评价。还有一位毕业仅5年的中专生，在大学生扎堆的一八五队地质科，脱颖而出，被任命为活鸡兔井田勘探项目组长，助理工程师享受上了工程师待遇，……所有这些大胆启用人才的举措，在当时的煤炭地质系统，是前所未有的，同时也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效果。

王绪柱的第二招是以身作则。以身作则，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当时，他已经50多岁，为了各个勘探报告的顺利完成，他把自己也编入一个项目组，既是科长，也是科员，对上级，他领导着每一个项目组，是一八五队的中层干部；对项目组，他受组长领导，亲自感受项目组长的艰辛。在项目组，他不是甩手掌柜，而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兵，与项目组成员一样，有具体工作任务——整理地质资料、绘图、撰写报告相关章节，他的这种精神，着实感动了我们青年人……

王绪柱的第三招是关心人，他关心人的方式很多，那时候，物流渠道不畅，每年要多次派人到西安送化验测试的样品，尤其是时效性要求强的样品，必须采样后迅速送到实验室。岩石样、煤样、水质化验样……他派人的原则，更多的照顾家在关中的职工，两地分居的职工，每年最少有一次送样机会，既完成了工作任务，也可以回家看看妻子儿女，使大家感受到在一八五队地质科，犹如家一样的温暖、和谐！地质科不论那位职工搬家，他都会和大家一起去帮忙，虽年过半百，却老当益壮，犹如年轻人一样卖力……一位调到神东公司的工程师，多年后，说起在一八五队地质科的岁月，竟然感慨的流泪！这，无不得益于一位慈父般的科长——王绪柱。

王绪柱，福建南安人，1962年毕业于北京地质学院煤田地质与勘探专业，1984~1987年主持完成榆神府区沉积环境与聚煤规律研究，首次提出了神府煤田湖泊三角洲成煤的论点，为后续的找煤与勘探，奠定了理论基础，1990年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叫板权威韩树青

2008年春节前，我去看望已卧床15年的师傅韩树青，他意识已经模糊，但当我去时，他突然睁大了眼睛，清晰地说“范立民来啦”，并断断续续地嘱咐我：“一定要把萨拉乌苏组搞清楚，把保水采煤课题继续下去，不然，萨拉乌苏组水一漏，陕北全完了。”今天，煤炭界广泛关注的“保水采煤”思想雏形，得益于韩树青高工，他于1991年发表了《开发陕北侏罗纪煤田几个水文地质工程地质问题的意见》，至今，该文仍然有重要的科学意义。

韩树青敢于叫板权威，一直和地质报告评审专家持不同学术观点，他负责地质报告的水文地质专业，每一次都被评审专家猛烈抨击，但他总是“固执己见”，甚至有几次报告差点被退回重新补充水文地质钻探工程量。他就是这样一位人物，从不服输，敢于叫板权威，这源于他扎实的野外功底。韩树青是一位喜欢跑野外的水文地质专家，我1988年底到水文地质组后，他直截了当地说：“学习李四光，就要到野外”。韩树青1980年一到陕北，就泡到了工区，很少回队部，三秦大地的山山水水，无不留下他的足迹。没有车，他让年轻人骑摩托车带上他，去柠条塔，去朱盖塔，去大柳塔，……甚至有几次，摩托车侧翻，摔伤了他的腿，依然不能阻止他水文地质调查的决心，功夫不负有心人，踏遍侏罗纪煤田大地，他得出了陕北主要含水层是萨拉乌苏组和烧变岩的科学结论，并坚持将主要抽水试验钻孔工程量投放在这两个含水层中，他的观点并没有顺利得到上级及储量评审专家的认可，每次地质报告评审，都为此争吵得不亦乐乎，多数专家不同意他的观点，然而，真理有时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1989年初科长让他担任柠条塔井田勘探水文地质负责，原因是水文地质条件简单，以免报告评审若麻烦，但他却坚持到肯铁岭井田（现在的柠条塔煤矿南翼）勘探组，说“就是看上肯铁岭井田萨拉乌苏组厚度大，水文地质条件复杂”。果然，报告评审遇到麻烦，迫不得已，1990年4月，在省矿产储量委员会专家的建议下，一八五队邀请中国科学院、西安地质学院等单位的专家召开了建队以来第一次专题咨询会，议题是陕北侏罗纪煤田水文地质问题，会期两天，第一天介绍井田水文地质条件，查阅水文地质资料，第二天讨论、辩论、争论……。终于，与会专家做出了主要含水层是萨拉乌苏组和烧变岩的科学结论，与他持不同观点的那位专家也委婉地说出了自己认识的不足。遗憾的是，为了避免争吵，当时的决策者没有让韩树青参加这个会议。会议结束回到榆林，当我把情况给他汇报后，他只是淡淡一笑，说：“预料之中”。

韩树青还曾挑战教科书，获得业内认可。进入神北矿区详查阶段，他自告奋勇，负责抽水试验，每一个水文地质钻孔，都经过他的设计、试验……最终，他发现水文地质教科书及生产单位长期使用的风管沉没比值是一个错误的理论，通过上百次试验和无数实践数据的对比研究，他撰写了《风管沉没比值束缚了空气压缩机抽水试验的使用范围》论文，1989年在中国地质学会水文地质学术年会交流，引起共鸣，次年在《水文地质工程地质》杂志以《空气压缩机是不可缺少的抽水设备》为题发表，1992年在《中国煤田地质》杂志发表了深化研究成果，用科学实践的数据，否定了教科书上存在了数十年的一个公式和相关“理论”。

韩树青，河北唐山人，1961年中专毕业，数十年如一日，长期坚持野外地质实践，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神府煤田水文地质勘探领域做出了重大贡献！

群英荟萃耀神府

一八五队是一个英雄的群体，白宗镛的继任者、远见卓识的队长吴浩，1994年初，大胆改革，通过自愿报名、资格审查、演讲、答辩、评委打分、任前公示等程序，产生了一八五队历史上第一批6名公开招聘的中层（实体）领导，使一批优秀人才脱颖而出，在地质行业最低潮时期，通过这一招，一八五队迅速展现出勃勃生机，不仅稳定了地质科技人才队伍，也促进了神府煤田勘探进程，他的治队方略，在他调离多年后，仍然使全队受益，地勘行业纷纷效仿；洒脱大度的谢福源，印尼归侨，放弃国外优厚的待遇，三秦大地写春秋，神府煤田创辉煌，主编的肯铁岭井田勘探地质报告，如今已经建成一处年产12Mt的特大型现代化煤矿（柠条塔煤矿）；不想当官的陈全福，当劳炎明退居二线，上级来考察新的总工人选时，许多青年提名他，他却给大家说起了情，列举了一大串可以担当总工的人，唯独自己不行，可他却是一八五队公认的技术权威，主持的柠条塔露天勘探报告被评为全国优秀地质报告；一丝不苟的刘子勋，我到一八五队地质科后，编绘的第一张水文地质剖面图，是他审核的，由于煤层的标定高度图面误差接近0.5mm，他执意要我重画一次，一丝不苟的精神，至今历历在目；严肃细心的王汝墀，关心职工，以他特有的人格魅力，推动着煤田测井工作的高效运转；钻探专家周宗余，几乎每一台钻机、每一个钻孔，都留下了他的足印；言辞不多的陈其祥，幽默诙谐，担当大保当普查组项目组长时，把整个项目组带的像“刘老根大舞台”一样，人人精神舒畅，个个工作利落，主编的普查报告，提交资源量269.77亿吨，成为我国13个大型煤炭基地之一的陕北基地建设的主体，同时提出了“铁路设计应大致沿3^-1煤自燃边界通过”的建议，10年后的2003年，这类建议被陕西局重新提起，引起陕西省政府主要领导重视，由此加大了煤炭地质勘查投入，连续多年，省政府决策重大工程建设项目都要咨询是否压煤，这份报告也被评为中国煤炭地质总局第八届优质报告；干一行爱一行的刘世昉，几乎干遍了一八五队的技术工种，三边组、填图组、煤质组、计算机室、纪委、总工程师，样样工作都干的那样出色，谈起神府煤田发现之初的岁月，仍然感动的流泪；默默无闻的赵文勤，双脚丈量神府大地，坐标书写人生春秋；细致入微的赵洪林，经他审核过的地质资料，绝对再找不出差错；一心一意的赵文沛，面对家庭的种种不幸，依然坚持野外工作，为神府煤田的勘探事业，呕心沥血；话语不多的郭守营，在神府煤田工作的日子里，认真的有点刻板，负责的测井专业报告，屡获好评；携手奋进的潘继光、梁佩君夫妇，把全部的智慧献给了神府煤田勘探事业；家庭困难的闫书孝，埋头测井工作几十年，自己再艰难，也从来没有给单位提任何要求；负责晒图工作的华春生，兢兢业业，总是把每一卷图纸利用到极限，办公室堆满了单位的晒图纸，但他业余研究地球起源和演化，却一直自己买纸；一手好字的刘金兰、朱金德，在电脑应用尚未普及的80年代，不仅使一八五队的图纸美观漂亮，而且成为全队对联、条幅、宣传画的义务画师……，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初期，活跃在一八五队的工程师群体还有李三原、田西平、王建华、崔林生、葛管社、邓韬、和慧敏、段中会、姚建明、张飞驹、寇贵德、刘兴海、寇文峰、牛建国、杨保国、杨克宏、杨宏科、郑国侠……以及完成神府煤田新民区普查找煤的一三一队地质专家张安泰、方文祥、竹成林、刘一志、穆伟、陈立明等，他们为神府煤田的发现与勘探建立的不朽功勋，将永远铭记在我们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