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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口述史——《在荒芜中建起“世界煤都”》

发布时间:2021-07-14 点击量:1711次

作者:朱妍(整理) 来源:

“全国每产20吨煤,就有1吨来自神东。”作为我国首个2亿吨级煤炭生产基地,神东煤炭集团已累计为国家生产清洁煤炭超30亿吨。13个“特级安全高效矿井”,12个一级安全生产标准化煤矿,6个煤矿单位安全生产十周年以上,采掘机械化率达到100%,原煤生产效率最高超过124吨/工,主要指标达到国内第一,形成了以千万吨矿井群为特征的神东模式——这里不仅是我国最大的井工煤矿开采地,更成为世界煤炭行业安全、高效、绿色、智能生产的典范。

殊不知,就在30多年前,这片处于陕西榆林北部和内蒙古鄂尔多斯南部的土地还是一片荒芜。由于经济社会发展相对落后,当地守着“聚宝盆”却无力开发。上世纪80年代,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关怀和有关部委的支持下,神府煤田开发被列为国家“七五”计划重点项目,开发大幕由此开启。

当地老乡口中的“黑石头”“黑疙瘩”是怎么被发现的?矿区开发决策经历了哪些波折?拓荒者们又是如何用双手唤醒沉睡的煤田?多位亲历者为我们讲述了当年那些人与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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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述人刘汉武:像当年支持红军闹革命那样支持神府煤田开发

1987年1月-1996年10月,历任陕西省神府煤田开发经营公司副总经理、华能精煤神府分公司副总经理、神华集团神府精煤公司副总经理。

我是一名有66年党龄的共产党员,也是神府煤田的“退役老兵”,开发神府煤田是我们这一代人的最大心愿。

20世纪70年代,榆林还是“老少边穷”地区之一,这片热土是未被开垦的处女地,但也处于落后闭塞的原始状况,没水、没电、没路,民间流传着“神府保德州,十年九不收,男人走口外,女人掏苦菜”的说法。

煤田的前期工作始于1981年至1985年,当时工作量大、面广,涉及方方面面,地方政府把这些工作列入年度考核任务。比如1984年,当时的榆林行署提出14条神府煤田前期准备工作意见,这一安排对煤田的顺利建设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期间,有很多事情值得回忆。当时榆林有规定,进京不能带车,地委书记去北京,也只能送到附近火车站坐火车。为了给煤田跑前期,我是第一个带车上北京的人,给我派了一辆212吉普车。从榆林到北京,开车要两天时间,那时还是计划经济时代,除了自己带些油,加油需要油票。油票分为本省油票和全国油票,政府重视,特批了1000公斤全国油票,我都舍不得用。

在开发前期的四五年里,经委主任、能源办主任、煤炭局局长等职务成了我的个人“专利”。刚开始我也不知道怎么干,但是我想,只要干就会有办法。我自己算过一笔账,如果开发煤田,光是就业岗位就能提供两三万个,榆林待业青年的大问题也就解决了。回过头想想,“干总比不干强”,当时就是这种心理。

尽管当时自然条件很差、经济贫困落后,但是地方政府、人民群众积极性很高,期盼早日开发,喊出了“像当年支持红军闹革命那样支持神府煤田开发”的口号。1982年,185地质勘探队开始地质勘探,任务是11000米,经费和勘探任务捆在一起,超亏不补、节余归己。当年10月,185队已完成任务,按规定可以放假休兵,但他们主动要求继续勘探,经费不足就自行解决,当年12月份提交了《陕北侏罗纪煤田榆(林)神(木)府(谷)勘探区普查找煤地质报告》。这份报告的提前完成,对争取煤田早日开发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1985年5月15日华能精煤公司在京挂牌成立,陕西、内蒙古分支机构相应组建,煤田开发由此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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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述人李智盛:李鹏同志说了一句话:“非常好!”

1977-1981年任国务院财贸领导小组副组长,1981-1985年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1985-1991年任国务院能源基地规划办公室副主任。

神府煤田开发的决策过程我最清楚了。当时,我是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这个职位不高,但是非常重要。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共有三项任务:第一是调查研究;第二,向中央提出决策性建议;第三,负责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的会务。神府煤田的开发决策,由中央经济工作决策机构牵头推进,足以证明它的重要性。

那个年代,我国80%的用能是煤炭,铁道部就是个“运煤部”,80%的任务都是运煤。当时,山西大同的煤炭开采计划只有6亿吨,开采年限所剩无几,必须再找一块新的煤炭基地。我国煤炭主要分布在西部,新疆虽然有煤,但因距离太远,运输成问题,最现实的接续基地就是离北京不到1000公里的神府煤田。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开会时,我就讲了这些道理和形势。我说,咱们想办法带着领导去看看。回来专门开一个小组会议,其他同志都同意了。

很快,我就陪着李鹏同志来到当地视察。回来当天晚上,李鹏同志说:非常好!你们记住这个“非常好”,李鹏同志认为这是我们国家很有希望的一块能源基地,这个时候给定论了。为此,我详细做了调查研究,加上185地质勘探队的讲解,我更是信心百倍,专门写了一份视察神府煤田报告,并发到国家计委、交通部、铁道部等部门。

我和神木县的同志说,咱们这儿有希望了,而且将来会有更大贡献。过去,神府游击队起过闹革命的作用,现在开发这个煤田,将在国家建设时期起到有力的能源保障作用。事实也是这样,国家对此很重视,报告下午送上去,第二天上午就批了。

筹备期间,内蒙古自治区的党委书记听说此事,也向国务院汇报:东胜和神府煤田是一块煤田,地下藏着一样的煤,能不能把我们也带上?领导把我叫去,问为什么没有东胜煤田。我说我只知道神府,因为没有深入调查研究,不知道东胜和神府煤田是连在一起的。我说既然是这样,很简单,中央开会研究,已经写成的报告添两个字、一个顿点,“神府、东胜”煤田就可以了,不用大修改。煤层是一样的,煤质也是一样的,就这样有了神府和东胜煤田一起开发的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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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述人何永久:煤矿不搞现代化就没有出路

1983年4月-1988年8月任陕西省煤炭工业厅副厅长、煤炭部陕西煤管局副局长、党组副书记,1989年5月-1995年4月任华能精煤神府分公司总经理,1990年8月-1995年4月任华能精煤神府分公司党委书记(兼)。

上世纪80年代,起初对神府煤田的开发思路是“国家修路,群众办矿为主,地方、部门、集体、个人一起上”。群众办矿挖煤,打眼放炮一个人的产量是1吨/天,我不愿意这样搞。开发只有一次机会,到处打眼放炮把煤田破坏了,以后就不可能搞大规模开发,实在太可惜。

搞煤矿现代化有个过程,之前大家不知道它的好处,认为是劳民伤财。实践证明,不搞现代化,煤炭产量上不去,生产安全没有保障。我在陕西省煤炭厅分管过安全、生产、基建,感觉煤矿不搞现代化就没有出路,真的不行。

后来,中央提出要赶超世界先进水平,推进煤矿现代化。这是鼓舞人心的大事,我听到这个消息后非常高兴。1989年5月组建华能精煤神府公司时,陕西省决定由我担任总经理,省里对开发神府煤田非常支持。怀着建设现代化煤矿的梦想,我离开省煤炭厅来到神府公司。

比如现在有名的大柳塔煤矿,当时条件十分落后,当地没几户人家,就有几个小煤窑,主要用于群众做饭取暖。交通不发达,没有铁路公路,煤炭价格还不及运费高。矿区吃饭是个问题,连土豆、辣椒都是从外边运进来的。初期没有房子,只能住在神木县城,离大柳塔矿60多公里,中途好长一段路在河道里走,没有桥,河里发水汽车还会被冲走。

矿区建设也处在摸索阶段。我在学校学过现代化知识,虽然不多,但到了神府公司,学的东西终于有了用武之地。时任华能精煤公司董事长肖寒同志提出,奋战十年,赶超世界先进水平。我们很高兴,心想不用十年,有个六七年就差不多了。

困难不是一天就能解决的,煤炭生产跟打仗一样,需要吃苦耐劳。很多决策也是在讨论、争论甚至吵架中确定下来。正因为神东公司成功了,有了试点先例,全国才下决心搞煤矿现代化,矿井生产安全、效益好,职工工作环境也改善了,人们才愿意到煤矿工作。“五高”方针也是在那时逐步完善起来,从最早的高产、高效,增加到“高起点、高技术、高质量、高效率、高效益”。神府公司很多事情都是在党的会议上决定的,每年年度工作总结表彰会议,提出第二年要求,必须执行。

我还记得,朱镕基同志视察矿区后说:小何,这次定的建设现代化矿区一定要坚持住,不能动摇。事实上,神东也一直遵照矿井现代化、科技创新的路子,改革从未停止。如今,神东矿区有这么多千万吨矿井,非常了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