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6月，我大学毕业来到陕北，成为陕西省一八五煤田地质勘探队的地质队员，开始了新的生活……

那时候，榆林还很落后，单位的条件更差，单身宿舍非常少，我在队上的招待所住了一周，后来，单位为我们安排了一孔窑洞，三人合住，这是一排砖砌的窑洞，一到深夜，漆黑一片，没有路灯，没有月光，挺怕人的。搬到“新居”前，同事们一本正经给我交代，晚上一定要注意安全，我们这里不太平，经常有“贼”光顾，讲得绘声绘色，我也听得满认真。因此，从入住的第一天起，晚上除了反锁门外，必然要在门后顶上板凳，只要有“贼”，一推门就听得到板凳声。然而，入住几天，天天太平，几乎使我放松了警惕。

      突然有一天，一位同事一本正经地告诉我，他掌握了一个重要情报，最近榆林市有“贼”要光顾我们地质队，并说一般是晚上12点后“光顾”，多是两三点来，只要听到有“贼”，你立即发出响声，“贼”就跑了。他说得有板有眼，我听得非常仔细。

那天晚上，我的确有点紧张，宿舍的两位同事都出了野外，就我一个人住在这里，万一遇到怎么办。我捉摸着，要么干脆与他搏斗……想着想着，我迷迷糊糊地睡着了，睡梦中，似乎听到有人用钥匙捅门，我翻了个身，可能是“贼”听到了动静，说“错了”，迅速离开。我一夜未眠。次日，说与那位同事，他要我严加防范，必要时，可找公安科。

      第二天晚上，又到了深夜，听到了同样的捅门声音，我大声咳嗽一声，听到“错了”二字，从此一夜宁静。我对同事的警告非常感谢。

      一天，党支部开会，我郑重地提出，希望队上加大治安巡逻力度，防范窃贼光顾，并讲了我的遭遇。书记是位老地质，1962年从北京地质学院毕业，说起来是校友，他听了我的叙述，先问晚上几点发生的。我回答后，他哈哈大笑，我莫名其妙。他迈起关子，说：“不要怕，榆林的‘贼’不伤人”。但是，我始终没有放弃警惕。

      又几次同样的遭遇，我无奈，找公安科，科长仔细听后，也说了与支部书记同样的话。我纳闷。后，我在宿舍蹲守一夜，终于“捉”住了“贼”，原来，他是我的邻居，很瘦，很憔悴，是单位的总工程师。

他有加夜班的习惯，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那几年神府煤田地质勘探的工作量太大，他几乎每天都加班到深夜，他家在广东南海，单身住我隔壁，深夜下班后，一片漆黑，一个门挨着一个门“捅”，加上他习惯在走路时都思考问题，经常开错门。

      时间久了，左邻右舍都知道了他的“毛病”，但刚刚到一八五队的我，却蒙在鼓里。他从野外归队，同事立即把有“贼”要光顾的“情报”告诉了我，我信以为真，并时刻警惕。

      和他一直作了7年邻居，他退休了，我对他肃然起敬：1985年他被评选为陕西省“十佳”职工之一，1989年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1992年被授予国家有突出贡献专家。在光环的背后，作为一位老地质，他的故事更令人心酸，1956年大学毕业，次年当上右派，36岁才找到女朋友结婚，“文革”期间，看到他的艰辛，姐姐给他办理了到香港工作的手续，由于相信党，又热爱地质事业，没走。他一生在陕西“挣钱”，却不得不把微薄的工资拿到广东去消费，总是入不敷出，生活拮据。在地质工作迎来第二个春天的时候，虽年过七旬，依然在野外，为祖国地质事业奉献着最后的光和热！他就是神府煤田发现的功臣之一 ——劳炎明先生。

      多年来，虽然有几次机会，但我始终没有离开地质工作岗位，也许或多或少地受到他的影响。